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国势日衰，列强乘机大肆入侵，人民惨遭涂炭。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为维系其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和支付巨额战费与赔款，对内强化奴役压迫，盛京地方大批青壮劳力甚至未成年男丁纷纷被迫征调从军；与此同时，田赋盘剥不断加重，地租、厘金等或提高或新设，民众苦不堪言。
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起，盛京各地人民不断掀起了反抗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及抗击列强入侵的斗争风潮。以抗租抗捐风潮开始，继而发展为遍及全境、此起彼伏的抗暴风潮、农民起义、矿工起义和反洋教、反侵略斗争风潮。
一、抗租抗捐风潮
清咸丰年间以后，清政府在盛京实行新的银米各半征收的田赋政策，即每亩征银8分，征米4合（1合为1／10升），每丁还征银1.5钱。这与雍正朝相比，田赋普遍加重，雍正朝虽然实行银米并征，但按地利可分上、中、下三则，按亩升科。上则地每亩征银3分，征米6升；中则地每亩征银2分，征米4升；下则地每亩征银1分，征米2升。在田赋加重的同时，辽东、辽西地租亦普遍抬升，加之年景萧条，盛京各地多发生民众走死逃亡、撂荒地亩的现象。
咸丰三年（1853年），盛京地方又推行征收厘金的办法增加工商税收（主要针对行商），即按商货价值额度的1％收税。这是销场税和正税之外的加税，广大商民叫苦不迭。咸丰四年，清政府下令各地推广厘金制度，而且任意增加税目和税率。咸丰六年十二月（1857年1月），盛京将军又推行厘金铺税制度，规定各店商于进买货之家，照所买价值每东钱百枚，捐东钱1枚；每买粮10石，捐东钱1千；不及者依次递减。这样的厘金制度不仅盘剥了行商，又以捐的名义盘剥了坐商。
在田赋、地租、厘金及捐等各种名义的盘剥日益加重之下，盛京地方农牧民、商户以及矿工不断暴发抗租抗暴的风潮。道光二十九年至咸丰元年（1849—1851年），哲里木盟科左后旗先后两次爆发了佃民暴动。在王柏龄、霍义等领导下，佃民聚众要求减租。参加斗争的蒙、汉农牧民达四五千人，填街塞巷，拥至王爷府等官衙强烈要求减租。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昌图厅的二十家子、杏儿山、大台处、盖家窝铺等地农民数百人，在吴家泰的领导下持械抗租，呼应、配合科左后旗的佃民斗争。后虽遭官府镇压，但使这一地区租项完成额不及3／10。此后佃民斗争通过“设盟吃会”的方式召聚各社佃民，在官署门前聚众“迎车呈恳减租”。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佃民首领王柏龄被捕牺牲后，霍义在昌图北双树子一带继续率众斗争，并以古庙为中心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对战。八月三十日，佃民与清军再战，并攻打设在八面城的地丈局，以大炮轰开大门，吓得局员四处逃散。九月，清军与科尔沁王旗兵联手镇压了昌图厅的佃民斗争，霍义、孟玉龄等佃民首领被捕入狱。
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复州义社云台山地区也爆发了佃民王毓玲领导的聚众抗粮事件。佃民与复州知州率领的官兵激战于云台山，王毓玲被捕后，其弟王毓经又在十一月聚众200多人，坚持抗粮斗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辽阳州以征收牛马圈捐的名义，对实际价值百元的牛马估价200元，在征税时比实际应交税率提高1倍。对此，群众找州府说理未果，便聚集千余人分3路赴省城向总督请愿。与此同时，辽河沿村78屯村民也自缚去省城请命。此次斗争前后达半年之久，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事事件。几乎同时，海城附近17屯村民亦骤起反抗，为减捐而斗争。同年十月，朝阳府阜新的套尔套（今哈尔套）蒙、汉群众千余人由赵港山领导，烧毁了清河门税捐分局和才里营子税捐分卡，展开抗捐斗争，致阜新知县和朝阳知府被革职。
宣统年间，复州、义州、宁远等地相继爆发农民抗捐斗争，其规模及影响都很大。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复州义社农民聚众300余人，拜盟立会，反对勒派锄捐，要求予以减半，并免掉所有官差杂役。四乡农民多所乐从，致使当地巡警分局局长被迫辞职。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宁远州爆发了反对警款、学款统收银元的斗争，发展成为抗捐斗争，并夺取巡警枪支，致使州牧被革职。当继任州牧无理施暴造成血案时，四乡农民5000余人群起包围了州署，官府为缓解民愤，惩办了凶手，释放了被捕群众，减免了部分警捐。同年夏，义州以推行警捐名义，派巡警、差役对农民讹诈勒索，并逮捕不服的农民。泥沟屯农民愤而夺回被捕者，并与赶来的军警对抗，后发展为110多屯村民的联合抗捐斗争，致使州署在死伤警兵6人的情况下，亦不敢再追究抗捐村民。
宣统二年，承德县（今沈阳郊区）正白旗满洲第一佐领下属佟祥领导的反对苛派钱粮的斗争，以及辽中、广宁、盛京内务府的八旗壮丁、庄丁等民众反对苛派钱粮和贡差的斗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迫使东三省总督锡良于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饬令各属，此后除正项钱粮外不得借端加摊。
二、起义风潮
清咸丰五年（1855年），凌源红花沟矿工万余人奋起反抗清政府在热河鼓铸大钱、推行钞法以及对矿工的非人待遇。咸丰七年（1857年），卓索图盟西部喀喇沁右中旗民办大阁尔沟矿工2000余人，在刘福泰的领导下焚烧衙署，反抗残暴统治。咸丰八年，凌源叨尔登地方矿工2000余人起义，翌年起义矿工攻入朝阳县城。
咸丰十年（1860年）冬，清政府为供给逃亡承德的皇帝、王公大臣、妃子、皇子及大批官兵所需，强行征缴甚至抢夺周边地区粮食。饱受田赋、地租等苛捐盘剥的农民忍无可忍，十二月二十四日，义州（今义县）农民聚众数百，在蒲厢的领导下率先起义。起义后联络朝阳的王达、清河门的刘珠、东蒙白凌阿等人，几支队伍汇成500余人，骑马持枪，齐聚义州南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月七日，义军展开对义州城的围攻，并与盛京将军玉明派来的增援清军激战20天后撤围，撤退途中王达被捕牺牲，白凌阿率部进入朝阳等地坚持斗争。同年，李凤奎、才宝善、刘珠等在朝阳要尔营子聚众起义。三月十四日，义军600余人分路持械进攻县城。矿工出身的李凤奎率先冲入巡检衙门，劈开狱门，劫放人犯300余人，并放火焚烧狱房；后又冲入县署，将被押人质200人放出；再冲入县衙银库劫银，以充经费。义军占领朝阳县城后，李凤奎黄袍加身，并分兵两路威逼热河行宫。三月二十六日，义军占领赤峰县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接着于建昌水泉等地与清军交战。四月二十五日，李凤奎在返回朝阳凤凰山石灰窑子时，被地主武装杀害。同年五月，才宝善、白凌阿等率领义军经广宁赴昌图厅八面城一带斗争，并与当地农民义军王五、李维忠等部汇合，队伍增至3000～4000人。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义军曾一度攻克榆树台、梨树等城镇。
同治元年（1862年）东土默特旗（今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王公把当地的壮丁费，由8吊增到80吊，还要强征“俊男美女”充当奴婢。为此，绰金太、那木萨赉分别领导梅伦营子和牙头营子的蒙民，组织起“勿不格得会”（即老人会），联合70多个村镇的4000余户牧民起义。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一日，牧民义军五六百人焚毁蒙古王公巴育泰的府邸。九月，义军数千人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对抗。十一月，绰金太被捕，起义失败。但清政府亦被迫宣布壮丁费仍为8吊，旗长散巴勒诺尔赞被革职。
清同治三年至同治五年（1864—1866年），盛京农民起义抗暴风潮频仍。同治四年夏，王起等29人在四平街聚会拜盟，举起反清义旗。八九月间义军拥众300人左右，活动于新老边墙一带。李维藩率领转战于奉天围墙的义军前来汇合，在梨树小城子地方共举义旗。十月间，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大量参加，起义队伍扩至万余人。不久，马震龙、赵大刀等各率数千人前来汇合，义军扩至2万余人。义军仿关内捻军五旗军建制，设黄、红、蓝、白、黑五色旗，各设总头目，作战多以骑兵为主，连连大败清军，占地夺城。同治四年十月，义军攻入兴京，劫狱杀官。下旬，义军进抵奉天省城南王大人屯，大败官军。同年十二月初七日，义军冲进盛京城，打开刑部大狱、奉天府狱，劫放300余名人犯。在义军的打击下，盛京将军玉明、吉林将军景纶因“弹压不力”被革职。清政府急派户部尚书文祥率京师神机营等部驰赴盛京镇压。同治五年二月，王起牺牲后，马震龙成为义军首领。四月，马震龙率部在新民县西潘家冈子、柳河一带与清军作战，被俘牺牲。余部在李维忠、徐亮星和马成万率领下，转入奉天围场等地继续坚持斗争。
三、反清丈风潮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了筹措“新政”经费，奏准征收“更名税”，增设垦务局，派出大批委员对所有耕地重新丈量收税。丈量员鱼肉乡里，对村民任意讹诈，百般勒索，致民众怨声载道。清丈不仅对嘉庆、道光朝以来的新垦地进行丈量，即便水沟车道也尽数行绳，大片盐碱瘠薄地被一律按好地核算，各地丈弓又被故意改动，丈量员的种种恶行引起公愤，新增租赋令农民不堪重负，于是各地的反清丈斗争接连不断，持续数年。
同年末，凤凰厅西雪里站旗人鲍化南聚众向官府祈活，请求停丈土地，减少警捐、学捐，但当局继续强行丈量。翌年初，鲍化南、伊品三聚众千人以武力对抗强丈，捆绑丈量员、从役、乡通等7人。清军前来镇压，群众遂与官军对抗，官军大败，死伤3人。官府无奈只得从凤凰厅撤出垦务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凤凰厅再设垦务局，决定清丈山荒，并限期缴纳山价。十一月，伊品三率数千人与清军对抗，提出不追山价，抚恤死伤。凤凰厅施以缓兵计，伪称答应群众要求。当群众散去时，却抓捕伊品三，处以死刑。此期间，辽阳、海城、复州等地亦爆发大规模的反清丈斗争。
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宁远州（今兴城）农民在联庄会的领导下，反对每垧地附二亩加征，再次爆发了反清丈斗争，一时间席卷奉天全境。
四、罢市罢工及抢粮风潮
清光绪三十四年一月（1908年2月），铁岭酿酒、榨油业工人250多人，为反对资方无理压低工资而举行罢工。同年六月（1908年7月）省城榨油工人700余人也为反对降低工资举行罢工。是年，奉省以补充警察经费为名，加征房捐，并要求各商会代表限期认捐。商会代表虽力陈商民实难支持，请求免交，但省商务总会总理却与官府勾结，以售房歇业相威胁。代表们怒打商会总理，又连日集会，2000余人联名上书，要求免房捐，并推举34人为代表赴京请愿。同年九月十六日（10月10日），省城商界举行总罢市，致使市面陷于混乱，由此引发的抢米风潮更使当局惊恐异常，不得已释放被捕者，并应允减免部分房捐。
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承德县（今沈阳郊区）酿酒工人因反对无理降低、拖欠工资，在会首张发财的领导下，发动全行业工人大罢工。十月三日，外地工人200余人涌进省城，支持酿酒工人罢工。持续2周的大罢工迫使省城警务局长出面调解，资方被迫答应罢工工人的部分要求。与此同时，营口印染工人、鸭绿江伐木工人也为争取权益、改善待遇，分别掀起罢工斗争。同年夏秋之际，东北发生特大水灾，奉天饥民遍地。当外地粮船驶至安东四区时，300多名饥民哄然而上将粮抢光。接着，宽甸、凤城、庄河等地开始流行“吃大户”，或迫令商家将存粮尽数分给贫民，或挨户轮餐，至粮尽为止。在喀喇沁右旗，饥民五六百人抢分粮谷。奉省全境抢粮饥民闻风四起，一时大有不可遏制之势。
伴随抢粮亦发生抢盐风潮，复州等地民众反对官盐店盐征，冲进官盐店将所存官盐一抢而光。
五、抗日、抗俄及收回利权风潮
从清光绪二十年至三十年（1894—1904年）的10年间，在中日甲午战争、沙俄入侵东北和日俄战争中，日、俄两国以总计约200万的兵力在盛京境内肆意进行军事占领，到处点燃炮火硝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东边道及辽东半岛沦于日本侵略军铁蹄之下。日军进入旅顺后，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的血腥大屠杀，惨遭屠杀的无辜百姓近两万余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引起举国公愤。奉天举人春生等20余人联名上书，要求清政府领土“尺寸亦不可予人”。盛京部分清军官兵也电奏请战，词极愤懑。东三省将军亦联名请战，表示兵民之情尚属奋勉，莫不敌忾同仇，日图恢复。十月，花园口附近人民自发组织红枪会开展抗日斗争。十一月，金州副都统幕僚王书翰，单骑赴盛京送信途中被日军俘去，宁死不屈，触石殉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盛京境内民众对洋教和沙俄增兵挑衅、强筑铁路、虐待华工的义愤终于爆发。营口、锦州、朝阳、熊岳一带早有义和团活动，海龙、山城子等地也相继出现义和团，盛京天后宫等地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六月四日，盛京义和团烧毁了大东门外的基督教堂、小河沿的教会医院、大南门外教会开设的衡太枪炉以及沙俄的铁路公司、东正教堂、道胜银行等。六月六日，在部分清军的配合下，攻陷小南门外的天主教盛京总堂，主教纪隆（法国）被击毙。新民、辽阳、铁岭、开原、营口、董家屯、牛庄等地的义和团勇纷纷烧毁了当地的教堂，扒毁沙俄强筑的铁路和车站，以阻止旅大俄军北犯。同年六月十八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沙俄以17万余军队分兵数路侵入东北。从旅顺登陆的俄军占领了金州、熊岳、盖平、大石桥，七月十日占领营口，设军管机构。海城、辽阳相继沦陷。同年闰八月初八日沙俄侵略军侵占盛京。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并逼迫盛京将军增祺擅自与其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沙俄的野蛮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力拒俄约、保主权的斗争在盛京全境展开。义和团余部及部分清兵、矿工、林工等汇聚于东边道一带组成忠义军，提出“御俄寇、复国土”的口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忠义军发展到3万余人，俄军屡战不利，死伤数以千百计。同年四五月间，忠义军多次袭击占据新宾堡的俄军，连克海龙、怀仁（桓仁）、宽甸、凤城、安东等县。九月，由于忠义军部分领导人降敌，致使斗争转入低潮，忠义军余部转入长白山，又汇合当地抗俄力量，着红巾仍如义和团装，与俄军继续作战，直至年末。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历时一年半，盛京境内大部分地区饱受战祸蹂躏。奉天东至兴京150公里，蹂躏殆遍，西南出城一二里即无守土。仅盖州、海城无家可归者即达300余村、8400余户、约5万余人。辽阳一地避难省城的即达3万余人。肖寨门（辽中）、苏家屯及黑林台等地均发生较大战役，居民房舍多被炮火焚毁，食宿无着，哀鸿遍野。俄军仅在奉天、吉林就劫掠36城，中国商铺损失达20亿卢布。面对日俄侵掠，盛京各阶层、各地自发组织抢俄会、仇俄会、抗俄铁血会、东亚义勇队、关东保卫军等，掀起抗俄抗日的武装斗争。《俄事警闻》等杂志号召各界民众禁止向俄军兑银和售银、煤、菜等物。旅顺工人、辽阳矿工举行罢工；海城、铁岭等地民众焚烧侵略军粮台；辽阳、盖平一带民众扒毁东清铁路；奉天民众也奋起反抗自保，给日俄两军以创击。
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成为新的殖民者，强筑铁路、扩张“铁路附属地”并进行一系列侵略活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新奉、吉长铁路协约》，攫取了新民至奉天间铁路的投资权和吉长铁路25年的控制权。消息传出，奉天各界愤然，省城率先掀起争回路权、抵制日货运动，表达了国人不愿苟活、受外人奴役的决心。受争回路权斗争的影响，锦西暖池塘煤矿发起了收回矿权的斗争。
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日本胁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强行改建安奉铁路。愤怒的奉天商民派代表向东三省总督请愿，并派代表进京请愿，要求收回安奉路权。为配合争回路权，奉天掀起大规模抵制日货的运动。八月十四日，奉天民政司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的告示，但民众集会演说、散发传单的宣传活动禁而不止。九月，抵制日货运动席卷省内大多数地区，铁岭、辽阳、海城、营口、复州、安东、兴京等地相继成立群众团体，组织民众抵制日货。奉天各界的斗争得到天津、北京等城市的学生团体和一些绅商的声援。十一月初，奉天《醒时白话报》公布了仍在购买日货的商号，揭露不尽同胞义务的商人，使抵制日货运动再掀高潮。十一月十三日，奉天民政司饬令各地严厉取缔抵制日货，并对报纸进行控制，不准登载抵制日货的消息和文章。日本驻奉总领事多次要求东三省总督镇压群众运动，加之大绅商们的动摇和妥协，抵制日货的运动于年底逐渐瓦解。
六、奉天辛亥革命风潮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的当月，奉天形势已呈不稳之势。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户部银行、东三省官银号等所发行的官帖钞票均受挤兑，奉天、营口、大连等地发生奉票挤兑风潮。
驻扎新民的新军下级军官冯玉祥、郑金声、戴锡等人组织武学研究会，油印各地民军胜利消息的宣传品，每日有数百份散发到驻军各营或寄往省内各地。
东北革命党人组成的同盟会辽东支部在奉天设立秘密机关部。宣统三年十月底，张榕、吴景濂、徐镜心、陈干、商震等云集省城，主张以不流血的方式发动奉省独立；并决定驻防北大营的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为关外革命军讨虏大都督，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十一月六日，革命党人在北大营秘密集会，决定蓝天蔚率部于中旬以维持治安名义占领各衙署及军械局，并驱逐总督赵尔巽，宣布奉天省独立。同时派人策动吉、黑两省新军反正，派商震、李德瑚等赴关内联合新军起义，扩大“军人联合会”。十四日，革命党举事计划泄露，蓝天蔚被解职被迫出走上海。此前两天，即十二日赵尔巽自任会长，成立“奉天国民保安公会”，各部部长均由原行政官员兼充；仅张榕任挂名参议副长。十七日，革命党人建立奉天联合急进会，由张榕出任会长。副会长及总务、执法、交通、军务、侦察部长和秘书长多由革命党人、新军军人和知识分子组成，但也有吴景濂等政治态度模糊的旧政客军人。急进会派商震等人赴辽阳，杨大实等人赴开原，石巨夫等人赴昌图，宋少侠等人赴法库，赵元寿等人赴长白和吉林，张根仁和柳大年等人赴锦西、北镇各地，分头组织起义。十一月中下旬，庄河、复州暴发了抗捐运动的民军起义；二十日，顾人宜、顾人邦等人抵奉天与革命党磋商后，组织民军进击清军巡防队；二十五日晚，辽阳祁耿寰等领导巡警教练所学员40多人起义，第二天，民军西进，占领刘二堡；二十六日，凤凰厅宁武、鲍化南等在雪里站集合民军200余人，准备攻打凤城，但遭清军镇压，何秀斋等27人牺牲，余部转归庄河义军；二十七日（1912年1月1日），成立中华民国庄河军政分府，发表《安民告示》、《军律六条》，号召清军及巡警无分满、汉、回、蒙，均可献军械以投降，一时间民军壮大到几千人，影响扩至辽阳、凤城等地；三十日，商震、郭斗升等率陆军小学堂学生和国民200余人，在高丽门举行起义。两股起义未能合流，终至失败。
宣统三年十二月下旬（1912年2月），宁远（兴城）柳大年等率民军进占安乐山，张根仁等派人炸断京奉铁路辽西段，阻止清军接应兴城守军。此外，段右军策动昌图起义，朱霁青等策动开原起义，丁开嶂等在朝阳、锦州、营口一带组织铁血军。
民国元年（1912年）1月9日，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决定部署六路北伐计划。1月16日，孙中山任命蓝天蔚为关外都督，率以上海青年学生为主力的北伐军1200余人，分乘海容、海琛、南琛等舰船抵达烟台，准备登陆辽东半岛，与大连与关外民军总司令商震、参谋长朱霁青等会师。1月23日晚，奉天革命党领导人张榕被张作霖派人杀害。当晚，宝琨、田又横等革命党人亦被杀。数日间，300余革命党人在省城罹难。2月2日，北伐军由貔子窝、花园口、大孤山一带登陆。蓝天蔚在大连设北伐民军总司令部，号召东北10万余同志鼓舞士气，坚持斗争。北伐军与民军汇合后，在水门子等地与清军作战。2月6日，北伐军与民军联合攻占瓦房店。2月10日，邵兆中所部军民攻占庄河城。在北伐民军的鼓舞下，2月16日铁岭暴发起义，革命党人进攻南门，清军巡防营30多人哗变，革命党人一度控制铁岭全城。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15日，蓝天蔚接到南京陆军部停止战斗的命令。17日，邵兆中、顾人宜、杨大实、张壁等奉命率北伐民军陆续抵烟台听候整编。自此，谋求在东三省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斗争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