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政权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实行严酷的法西斯统治，强制灌输所谓“建国精神”、“日满亲善”、“日满一体”等殖民统治思想，大肆宣扬“满洲非中国本土”、“满洲不是中国”、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解放东北”、资源掠夺是“开发”等侵略谎言，并推行一系列殖民主义思想文化专制制度、政策，极力摧残中国民族文化，毒化民众思想，妄图从精神上摧毁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
一、实行殖民文化专制
民国21年（1932年）3月，日伪政权设立伪资政局弘法处（同年7月撤销），翌年改设情报处，其职权是制造舆论，限制文艺，掌管政策和监督新闻机关，控制宣传资料、出版物、电影及其他宣传品，管理广播与通讯机关，掌管情报，负责一切宣传文化工作。民国26年（1937年）又将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其工作宗旨是建设“独立的新国家”、“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打击和镇压抗日力量”，其主要任务是控制舆论宣传和文化艺术活动，掌管情报，向中国人民灌输所谓“建国精神”等殖民主义思想。凡是带有民族意识、革命、抗日和其他民主进步思想内容的书籍、报刊、电影、戏剧、歌曲等，一律禁止出版、发行、放映、演出。摧残中国文化，限制人民言论与出版自由，非经批准不许集会、结社、游行、摄影、出版等。
民国21年（1932年）10月，日伪政权抛出《出版法》，规定凡危及“国家存在的基础”、泄露“外交及军事机密”、对“国交”产生重大影响的“破坏”行为，“煽动”对伪国家“犯罪”的刊物，一律禁止出版。民国21年3—7月的5个月时间，即焚毁图书650万册。民国23年9月，伪民政部通令禁止《大公报》、《申报》、《益世报》等关内36种中文报刊输入东北，同时又查禁了18种西方外文报刊。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民国24年至民国27年（1935—1938年），禁发报纸7445份，扣压56091份；禁发刊物2315份，扣压13644份；禁发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压924852册。民国25年6月，日伪政权公布《电影取缔规则》，对电影实行检查，禁止关内和苏联影片输入；禁演一切“有损”日伪政权、“有损”日本皇室形象、有“反满抗日”倾向的戏剧和影片，仅当年禁演的影片即有178部，被剪截的影片带有2600多本，民国26年又有2万多本影片带被剪截。为了限制和取消人民的新闻通讯自由，实行报道、言论、经营三方面高度集中统一的“官制统治”，日伪政权宣布所谓“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方针，强令各报只许刊登“国通社”（“伪满洲国通讯社”的简称）电稿，报纸大样须经伪警察局严审，加盖“检阅讫”后，方许出版。民国26年8月查封了《民报》、《民声晚报》、《奉天日报》、《奉天公报》等，到日伪统治后期，整个辽宁中文报业已全部被“统制”停刊，传媒界只剩下日伪一家之言。
各级伪政权均相应建立起文化统治机构，秉承日伪当局旨意，召开各种会议，组织各种活动，强行向民众灌输殖民主义思想。对具有爱国、抗日思想的中国人，以“思想犯”、“政治犯”罪名，肆意逮捕、监禁，甚至无辜杀害。自“九一八”事变到民国22年（1933年）底，经过清洗，辽宁地区中小学教师数量从民国21年（1932年）的2.4万人骤降至1.6万人。一些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也不断被监视、逮捕和屠杀。
日伪政权大肆宣扬“满洲非中国论”和“日满一家”的反动思想。民国21年，伪满洲国执政溥仪一上台就发出“通令”，强令全东北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日本侵略者一方面禁止带有民族意识和反满抗日内容的书刊传播，一方面将大量宣扬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日文书刊，强行推销到东北各地文化市场。民国25—30年（1936—1941年）6年间，由日本进口的图书从58万册增加到3400万册，同时在东北出版大量日文书刊。日本电影也充斥影坛，民国25年输入日本影片154部，翌年输入232部。奉天的天光、光陆、亚洲等影院被迫只能放映日本电影；原设在“满铁附属地”、铁西“开拓地”的“弥生座”等十几家日资影院生意兴隆。奉天驿（沈阳站）、十间房、红叶町（和平大街）以及大连、抚顺、鞍山、锦州、营口等地“日本街”的日本妓院、赌场、大烟馆等异常红火。
二、强制信奉“神道天皇”
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持其殖民统治，费尽心机地将所谓“日本国神”移植到中国东北，妄图以此作为“宗教鸦片”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关东军多次“建议”伪满当局奉祀日本的“天照大神”，公然提出“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应把日本的皇族祖先‘天照大神’迎来立为国教”。民国29年（1940年）7月，溥仪捧着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复制神器由日本返回东北，随即在长春建起“建国神庙”，举行“镇座祭”。此后，在伪奉天、安东、锦州省各地陆续建起一大批“神庙”，强迫中国人民信奉并进行祭祀。
日伪政府强行规定，中国人每天都必须行两次“遥拜礼”，而且要先向东京日本天皇方向，再向新京（长春）伪帝宫方向，各行一个90度的鞠躬礼。日本官吏和汉奸带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以示虔诚信奉其“权威”。伪《保安法》中特别规定，如犯有对“建国神庙”“不敬罪”者，要判处1～7年徒刑。民国30年，伪铁岭市市长徐渐九召集市内各学校的校长、教师开会，专门讲解“惟神之道”。有人问“惟神之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徐渐九回答：“就是老张家的祖宗拿到老李家供”。结果，徐渐九被以“大不敬罪”判了7年徒刑，其余在场的教师也全体被扣押。
日本殖民主义者还利用各种宗教来控制和麻醉中国人民。民国28年（1939年），日伪当局建立了各种宗教的统一组织，从教义的宣传到寺庙的修缮都由其一手操纵。许多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分子通过“布道”，腐蚀中国人民的意志，破坏中国的抗日斗争。日本侵略者还把提倡和表彰“孝子节妇”作为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的一种手段。民国22年（1933年）2月，伪文教部公布《表彰孝子节妇暂行规程》；民国29年6月，伪民生部又公布了《孝子、节妇、社会教化有功人员表彰规程》。这些《规程》鼓吹“孝子节妇”是“王道之源”、“国民道德的根基”，是伪“国家”、伪“国体”的代表，是“建国精神的发扬”，并特别要求将对日本统治者卑躬屈膝的一些行为和内容，记入载有所谓“孝子节妇”内容的村志中。
三、进行伪化宣传、文化活动
为扼杀中国民族文化，麻痹、销蚀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美化日本侵略，粉饰傀儡政权，日伪政权巧立名目拼凑伪文化团体，网罗汉奸文人，利用其控制的新闻媒体、文化机构，大肆进行各种伪化宣传、文化活动。民国20年（1931年）9月，日伪成立伪“辽东学会”，该学会专门从事古迹遗址的勘察和研究，从史学、民俗学入手，竭力为日本侵略殖民寻找“合法”根据，后在日伪政权扶植下发展为伪“满洲学会”。民国22年，日伪又拼凑起伪“满日文化协会”，由伪皇帝溥仪任总裁，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任会长、日本人冈部长景任副会长，下设调查部、编辑部等。该协会成立后，一是开展调查活动，主要对东北及苏联远东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资源、历史、宗教、文化、民俗等进行调查，为日本对东北进行政治、经济侵略决策提供现实和历史的依据。二是组织各种伪文化团体，如伪“满洲事情研究会”、伪“中国社会现象研讨会”、伪“文化演讲会”等，为日伪统治者献计献策。三是举办“文化活动”，网罗民族败类和无耻文人，为日伪高唱赞歌，鼓吹“王道政治”、“建国精神”，美化殖民文化，将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广为散播。同时，攻击、丑化和污蔑抗日力量。为配合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日伪在取缔中文报刊的同时，对其控制的《盛京时报》等伪媒体进行扩版、增刊，连篇累牍地宣传殖民政策和奴化思想，把伪满洲国吹嘘成“王道乐土”、“民族协和”的“新国家”；把日本侵略者美化为“复兴东北”的“仗义之师”，有“解悬”、“援助”之功；鼓吹对日本这个“友邦”应“一心一德”等等。民国26年（1937年）8月，日伪政权公布伪《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各种伪文化团体、机构、报纸群起鼓噪，配合所谓“时局生活日”、“感谢将士出动日”、“非常经济日”、“阵后维护日”、“勤劳救国日”，大肆进行各种欺骗、愚弄人民的伪化宣传、文化活动。民国29年2月，为配合日本庆祝“皇纪2600年”，日伪通过其控制的伪“奉天图书馆联席会”举办图书、图片展览会，并巡回于沈阳、抚顺、本溪等17个市县，向中国民众兜售、灌输“皇道乐土”、“日满一体”等奴化思想和殖民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