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绵不绝的学潮

　　1﹒学生运动　在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统治的3年间，辽宁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运动从未停息过，广大师生以罢课、罢教，张贴、散发标语、传单和示威游行等方式参加到群众性的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行列。

　　1946年6月，东北大学临时补习班中央自治会主席团15名代表面见蒋介石，要求惩处肆意贪污、腐化的国民党东北“接收”大员和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残害百姓的行为。受全国民主爱国运动和关内院校学生运动影响，东北大学首先掀起学生运动。同年12月25日，东北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学生运动发起人邬正南、李葆家、朱廷芳等十几名学生先后站出来讲演，抨击当局教育发展迟缓，校舍维修不能如期竣工，耽误学生上课等问题，使开学典礼几度中断。该事件发生后，东北大学将“叫嚣谩骂，搅乱会场”的主要“肇事”学生李葆家等9人开除学籍；给另外5名学生记大过2次、小过1次的处分。

　　1947年3月，辽宁省立师专学校校长孙祖绳贪污学费，使学生生活费更加短缺，不足维持膳食，学校设施也难以维持教学，学生怨声载道。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该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为提高生活待遇进行了罢教、罢课，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学生代表先后到省教育厅请愿10余次，未获结果。4月29日上午9时，该校29名女学生代表去辽宁省政府请愿，要求省教育厅必须答应11条要求，才能复课。该校校长畏罪躲了起来，辽宁省政府只得仓促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暂代师专校长。4月30日下午，教育厅长兼代校长在学校大礼堂向学生讲话，企图敷衍、应付学生，令学生极为不满。5月2日上午11时，学生代表会见记者，详细阐述了学生的要求，决定全校再次罢课，到东北行辕继续请愿。此次省立师专学生运动前后历时一月有余，该校校长孙祖绳被迫辞职，由东大教育系主任赵石萍出任校长。当时，沈阳各报都对师专学运作了报道。

　　1947年5月，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学生运动汹涌澎湃，声势浩大。北平各院校向沈阳、锦州等地学校邮寄传单和告同学书，号召各学校学生行动起来，掀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同月，东北大学掀起学生运动，起因是东北大学经费困难，校政管理混乱，不能维持学生最低生活标准，招致广大学生不满。东大学生自治会经数次开会决定全体学生举行罢课，并派学生代表向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请愿，但两次请愿都无结果。5月22日，学生第三次请愿，熊式辉拒不出见，仅派代表出面接待，不做任何答复。5月23日上午9点，东大全校学生在校图书馆召开会议，决定罢课游行并派代表进京请愿。与此同时，东大教授声援学生斗争，并响应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罢课号召，联名罢教3天。东大教授罢教复课后，学生遂即罢课，除向东北行辕请愿外并在校园游行。国民党军政当局对此次学生运动给予严密注视，派秘密情报员随时上报学运动态。

　　1947年6月，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响应平、津、京、沪各地进步学生号召，成立“学生自治会反内战委员会”，发表了“反内战罢课宣言”，号召于20日进行“四罢”（罢工、罢课、罢教、罢市）。沈阳市第三中学学生陆颖伦等11人散发、张贴传单和标语，号召学生罢考。事后，辽宁省政府发布通令，将陆颖伦等11名学生开除学籍，并通饬各校不得招收。

　　1948年3月，东北大学校园汉卿南楼北边民主墙上贴出“扒倒伪宪，打倒国特，拥护毛泽东”等标语。这次学生运动事件以该校工学院学生为主，学运领袖是东大政治系三年级学生、学生会代表李世安。该生被国民党军政当局定为有“亲共通匪”嫌疑，当局欲想处置，但唯恐引发更多学生反抗，而没敢贸然行动。

　　1948年初，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的局势急转直下，沈阳市部分大中学校遂被强制迁往北平，并欺骗、胁迫4000名学生随迁。学生来到北平后，既无教室又无固定宿舍，不但课不能上、书无法读，且生活毫无保障，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以窝头和白菜汤充饥。而国民党北平市参议会还作出决议，要把学生送去打内战。学生在无奈和愤怒之下，集合约3000余人于同年7月5日到北平参议会请愿。参议会置之不理，一些学生将参议会横额取下来，写上“土豪劣绅会”几个大字，并砸毁了一些物品。随后，学生又到北平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家门前抗议，派出几批代表均被扣压。黄昏时分，国民党军208师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镇压，造成18人死亡，重伤30余人，轻伤100余人，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七五惨案”。惨案发生之后，当局开来两辆卡车，把死伤学生横拖倒拽地抛上车，并用水龙头冲洗街面血迹，企图掩盖罪行。“七五惨案”噩耗传到沈阳后，7月9日，沈阳各校学生集会，成立了“东北在沈学生抗议‘七五惨案’联合会”，并做出向反动政府通电抗议、罢课、募捐救济流亡北平的学生、召开追悼大会4项决议。7月12日，各大中学校4万余名学生在沈阳体育场召开追悼大会。7月27日，“学生抗联”在市政府广场举行控诉“七五惨案”暴行大会，30多所大中学校师生5万多人到会，还有40多名外省市大中学校师生代表参加。会后，学生示威游行到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东北“剿总”驻地，向“剿总”司令卫立煌递交请愿书。8月1日，为防止人民群众“五罢”（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机关职员罢职），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市戒严，调动大批军警包围了各大专院校和中山中学，用机枪封锁，不许学生出入。

　　为了镇压学生运动，8月26日，辽宁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密电训令各校：将校内共产党员与接近“共党”危害学校之分子，设法肃清。将各校学生之重要现行犯捕送特种刑事法庭，依法处理。凡被特种刑庭指控为“共匪”间谍之学生，学校当局应即一律开除学籍。此间，仅沈阳市被逮捕、审讯后秘密开除学籍的学生就有国立东北大学学生李桂山等85名，国立沈阳医学院学生郭政等11名，东北中山中学金大北等24名，东北大学先修班学生赵四维等11名；受到其他各种处分的有东北大学学生崔天奇等22名，沈阳医学院学生黎同年等7名，东大先修班学生王震等8名，东北中山中学学生栗逵等26名。

　　2﹒教师罢教　在学潮风起云涌的同时，辽宁广大教师也纷纷参加到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行列中。辽宁教育界广大教职员工生活十分困苦，待遇普遍低于内地教师，加之通货膨胀、生活物资奇缺，引起了大、中、小学教师的强烈不满。1946年沈阳市一连数月不发中学教师薪金，沈阳市中学教师奋起罢教3天，迫使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补发薪金。同年6月，沈阳全市46所小学教师罢教，要求改善待遇。

　　1946年10月，辽西地区物价涨至10倍以上，而教职员每月生活维持费仅增加2倍，且欠薪数月，难以赡养全家。为此，曾多次向国民党辽宁省政府恳求增加救济，但省政府置若罔闻。锦州市各小学教师因长期不发薪水，生活无法维持，推举东关中心小学教师陈化周等为代表向国民党锦州市政府交涉，提出“发六月份薪津；补发二、三、四、五月份生活维持费；确定教员社会地位及按月发放教师工资”等3项要求。市政府秘书主任陈殿权代表市长接见，答复教师：“一切支出均感困难”，“罢教与市政府有何妨碍”，激起教师愤慨。从7月11日起锦州市各小学校罢教，抗议市政府当局无视广大教师的正当要求。同年10月23日，辽西各省立学校全体教职员发表宣言，从即日起罢教，向省政府提出3项要求。11月中旬，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委会被迫命令国民党辽宁省政府补发所欠辽西广大教职员工的工薪。

　　1946年，营口市物价飞涨，市立各国民学校教师生活无法维持。同年10月7日，市内各学校教师联名要求市政府改善教师待遇，一直未得到圆满解决，从10月12日起全市罢教。营口市政府被迫一周内数次邀集地方士绅、各校校长和教师代表谈判，直到10月21日才停止罢教。

　　针对全省教师的罢教浪潮，1946年12月9日，国民党辽宁省政府教育厅发给各校行政当局“严加防范”等密令：“对各教育机关、学校职员、教师、工友、学生等，全部秘查。勿使反动分子潜伏，对于新进人员，须严格考查，勿使潜入不良行为者┇┇随时密报本部及就近军事当局，严加究办。”并对教育界的民主运动开始了残酷镇压。但是，广大教师冒着被抓捕坐牢的风险，继续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1947年东北大学教授会曾数次致电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要求改善教师待遇，要求民主，但一直没有结果。同年10月12日，东北大学教授会全体会员一致决定，自13日起罢教3日，同时发表《国立东北大学教授会罢教三日宣言》，就教育问题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教育部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二、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的工人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统治下的辽宁官场腐败，社会动荡；苛捐杂税，勒索摊派；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物资奇缺。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辽宁工人阶级，奋起抗争，掀起了一次次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的斗争。

　　1946年5月3日，国民党军占领本溪。当时市场萧条，商品奇缺，人民生活十分艰难。

　　而国民党接收大员却高薪厚禄，中饱私囊，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同年6月，马忠信等300多名工人愤怒地包围了本溪煤铁公司办公大楼，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反对接收人员特权高薪制”、“给北方员工提高工资”等口号。7月中旬，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到本溪视察，工人再次发动大规模示威斗争，孙刚到煤铁公司就被工人团团围住，向他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等要求。孙借口回南京后与中央政府研究解决，请工人们“做暂时的忍耐”，方得以脱身。此次斗争虽未获结果，但却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

　　1946年5—10月，国民党接收大员进驻鞍山后，一面强征乱摊搜刮民财，勾结私商大肆窃卖国家资产；一面将鞍钢（原昭和制钢所）82﹒6％的在籍职工遣散，造成数万工人失业，生活无着。工人、市民与当局的对立情绪日益加剧，国民党市政府门前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张公李公浪荡公公公办公公心何在假公济私”，下联是“税局捐局警察局局又分局局内则甜局外则苦”，横批是“民不聊生”。鞍钢弓长岭矿工人因国民党接收大员视工人为奴隶，经常无故殴打工人，愤而举行罢工，停水、停电，致全矿陷于瘫痪，迫使当局不得不将接收大员驱走。鞍钢中板厂厂警小队长殴打工人，激起愤怒的工人群起冲进厂警室，痛打了小队长。警察局闻讯派来一个中队的警察，欲行镇压。工人们不畏强暴，将带队的警察处长拖出小汽车，打掉他头上的礼帽。当局唯恐事态闹大，派厂长出面调停，根据工人的强烈要求，把厂警小队调走，才平息这场风波。

　　1946年12月12日，营口纺织厂爆发了2000多名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工人群众为争取自身权益与国民党当局和厂方进行了坚决斗争。“八一五”光复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把营口纺织厂工人群众从日伪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改善了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每天劳动时间由12小时减到10小时，上班期间免费就餐，并增加了薪金和实物收入。而国民党接收该厂后，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又重回到东北沦陷时期的老样子，工厂管理混乱，生产急转直下。1946年11月1日，厂工会代表工人向厂方提出“将劳动时间由12小时缩短为10小时”，遭到断然拒绝。次日，工人按自己的意愿自动将工作时间减少了2小时，由此与厂方形成对立。11月29日，发生了厂方殴打工会干部事件，工人群情激昂，纷纷停止生产，走出工厂，发表演讲，控诉厂方恶行。国民党当局立即命令营口市宪兵队出动，工人代表向宪兵队递送了请愿书，并向厂方提出保障工人生活和民主权利等五项要求。直到12月12日中午，厂方仍拒绝答复。当日下午2时10分，全厂2000多名工人展开了全面罢工行动。这时，国民党营口市党部、市总工会、市警察局、军风纪纠查站等纷纷出面“调解”，营口市长也出面讲话，但工人仍坚持罢工。直至12月18日，厂方迫于压力，同意工人提出的要求，罢工始以胜利结束。在此期间，营口启东烟草公司200多名工人、营口造纸厂300多名工人，对营口纺织厂工人的罢工斗争给予了大力声援。该事件结束后，国民党营口市政府经呈报东北行辕，对参加罢工的工人积极分子予以逮捕迫害，对报道此次罢工消息及报道当年9月营口小学教师罢教、10月市政卫生队罢扫、警察罢岗等消息的营口《渤海民报》予以查封、改组。

　　1947年初，抚顺煤矿工人因抚顺矿务局一直拒绝承认、后采取突然手段强令解散矿工自己的组织———抚顺矿务局总工会，以所谓“员工励进会”的御用工会组织取而代之，引起强烈不满。矿务局总工会所属的机务处、西露天、龙凤、老虎台、仓库等20多个分工会通过决议，派出工人代表于同年3月16日赴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和东北行辕请愿，申诉工人的民主权利和正当要求。经工人坚决斗争，当局被迫承认矿务局总工会的合法地位和工人的民主权利。同年，抚顺矿务局违反采煤操作规程以增加产量，致使一些矿坑发生坍塌事故，对工人生命造成严重威胁；并无理裁减工人，拘押谈判的工人代表，再度激起公愤，广大煤矿工人迅速掀起罢工浪潮。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请工人代表参加抚顺市党政军联席会议进行谈判，最终做出让步，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基本要求，方平息了罢工。

　　1947年2月6日，沈阳市电车厂全体工人因不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加之国民党军警乘车不买票、政府官员乘车免费等，致使电车厂运营每况愈下，难以为继，拖欠工人3个月工资达66000余万元，工人生活陷于困境，遂发起向当局的抗议活动，并推举高良群等6名工人代表赴东北行辕递交请愿书，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强烈要求改变不合理现状，对工人采取救助措施。同月，鞍钢耐火材料厂、中板厂等十几个厂的工人联合行动，推举130多名代表向公司提出“要吃饭，要增薪”，遭拒绝后，5000多名工人举行联合大罢工，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令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这次示威影响、引发了其后不久的鞍山学生运动。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因东北战场兵员不足，到处抓兵。本溪煤铁公司大批青壮年工人被抓去当炮灰。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400多名工人上街游行，沿途高呼“打倒关大成（本溪市长）”、“还我工友”、“反对内战”等口号，并派代表与煤铁公司总经理张松龄谈判，提出“如不放回被抓工友，全公司几千名员工就停止生产”。张唯恐罢工停产，赶紧与国民党驻军交涉，把被抓去的工友全部放了回来。

　　1948年3月18日，沈阳皇姑屯机车厂因停发工资、停止配售粮食，工人不得不以糟糠、豆饼充饥，而厂方却贪污5﹒8亿元、侵吞大批粮食，引起工人不满。当日，工厂东大门墙上贴出几幅漫画，一幅画的是头戴礼帽、身穿西装的厂长用大扫帚搂流通券；一幅画的是工厂“六大委”官员正围着圆桌分赃；还有一幅画的是一个工人抱着饿死的孩子仰天悲叹。工人们看到漫画更加激起强烈愤慨，由此引发了全厂罢工。工人们冲破哨兵的阻拦，包围了厂长办公大楼，高呼：“我们要工资！我们要吃饭！”工人斗争声势浩大，势不可挡。厂方只得请工人派代表谈判，经据理力争，厂方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工人们领到了工资和粮食。

　　1948年7月27日，沈阳、锦州铁路局爆发铁路工人大罢工。以沈阳为中心，东至抚顺、西到新民、北至铁岭、南至本溪等地区，各线列车停运，铁路运转中断，各站段、线路一片混乱，在社会引起强烈震动和反响。国民党当局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急令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立即召见中长、沈阳、锦州铁路局工人代表，与东北“剿总”、东北政委会交通处、物资局等军政机构官员，在沈阳防守司令部和工人代表谈判，答复了工人的3项要求。此次斗争规模之大，是辽宁铁路工人斗争史上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