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展“三反”运动

　　在全国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以下简称“三反”)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全国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

　　1952年1月，东北局召开东北各省、市党政负责人“三反”斗争动员大会，会后组成5个检查组分赴各地检查运动开展情况。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部署，辽东、辽西两省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机关、团体、企事业、军队、公安、学校等单位和部门普遍开展起来。

　　“三反”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揭发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并责令有贪污行为的人主动坦白交待问题口辽西省揭发出18296人的贪污行为，贪污款额达641亿元东北币。辽东省揭发出29140人，贪污款额仅省政府直属机关及5个直 辖市即达44.4亿元东北币口在公安系统，沈阳市公安局抓出“老虎”108人，其中“大老虎”15人。

　　针对“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1952年3月运动转入第二阶段，即定案追赃处理阶段。此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将“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定案处理。在处理中贯彻了“认真负责，坚持到底，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原则。在这一阶段辽西省经过调查对证，处理千万元东北币以上的贪污分子650余名。

　　1952年6月，定案处理工作基本结束，“三反”运动转入第三阶段，即思想和组织建设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对运动的总结，组织学习有关文件，提高思想认识，要求地方处以上党员干部、军队团以上干部增强奉公守法观念，树立廉洁求实、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组织建设主要进行了基层党组织改选，建立了党内生活会制度、节约制度、检查报告制度等。“三反”运动，增强了干部抵御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密切了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二、开展“五反”运动

　　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法资本家采取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五毒”行为)等手段进行违法活动。特别是一些不法资本家用废胶、次胶制造胶鞋，将变质罐头食品、伪劣药品、带菌急救包等物品卖给国家，送到抗美援朝前线，严重地破坏了抗美援朝运动。为此，1952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在城市针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3月，毛泽东主席亲自制定了“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五反”运动基本原则。

　　1952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下达了在各城市组织“五反”工作队的指示，并从东北局党校抽调500名县级干部组成工作队，先后分赴沈阳、旅大、较山、抚顺、本溪、安东、锦州、阜新、山海关(后划归河北省)等城市，拉开了辽东、辽西两省大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序幕。中共辽东、辽西省委和省政府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了领导力量，成立了省、市、县三级“五反”运动指挥部办公室，由各省、市委主要领导亲自负责，同时组成了由税务、工商、公安局等部门参加的“五反”工作队。沈阳市组织了2400人参加的“五反”运动检查组，有1.2万人参加“五反”运动的宣传工作；经充分发动运动进展较快，坦白、检举案件达10万余件；检查组重点检查了300余户违法工商者。旅大市“五反”工作办公室组织工商界人士学习中央有关文件，进行思想动员，鼓励大家认清形势，消除顾虑，主动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同时广泛发动工人群众和社会各界检举揭发工商者的不法行为。

　　辽东、辽西两省的“五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辽西省的锦州、四平(后划归吉林省)、山海关、阜新4个市有工商户7907户，查处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工商户124户，罚没各种违法所得总值688.9亿元东北币。辽东省的安东市，自1952年2月4日召开全市工商界动员大会后的18天里，就收到各类检举材料8018件，工商业者坦白材料5685件，工商界内部互相检举材料586件。经过清查，安东市7746工商业户中有严重违法行为和完全违法户332户，占4.3%。对一般偷税户均按政策做出处理，对触犯法律的则依法处理，推动违法户积极补税退赃，交清罚款。

　　“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