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镇压抗捐抗租斗争

 

    民国初，奉天省即实行印花税。此令颁行后，仅沈阳一县一年就增纳税金1.3万元奉大洋。地方性的苛捐杂税更是巧立名目，如亩捐、车捐、商捐、戏票附加捐、菜园捐、牧畜捐等等，除上述“正税”外，还设战时附加税，诸如田税、豆税、生产税、马牛骡税、驴猪羊税、过路税、屠宰税之类，甚至连结婚、入学、毕业都要纳税。同时，税捐无统一税额，“省谕加一，则县已加五，辗转发交劣绅恶警征收，则浮收苛派，实有10倍之负担”。因此，广大民众不堪其扰，时而拒不交纳。

    民国元年（1912年），铁岭城西饥民二三百人“欲分富户粮石”。不久，又到二台子地方抢粮，地方当局出动军警前往镇压。安东买办商人抢购粮食准备出口，被群众探知后“即往扣留”。民国4年（1915年）后，抢粮风潮以“吃大户”形式再次兴起，同年11月，辽阳河西72乡饥民8万余人，“纷纷就食于各大粮户，如或抗拒即抢掠以去”。民国5年（1916年）12月，兴京（新宾）西区乡民“乏食者十之八九”，“各户有饿至三日未炊者”。于是，饥民扶老携幼，寻大户就食。此外，一些地区农民掀起了抗租斗争。如东丰“地主只知照例收租，不问佃户疾苦”，因此“东佃关系紧张，导致减租迭次激成命案”。

    民国3年5月，西安（今吉林省辽源）爆发了以抗拒交纳“牲畜补征”捐为中心内容的抗捐斗争。当地农民2000余人齐集县署，要求免征。翌年，本溪、通化等地也掀起同样的斗争。民国6年6月，凤城县掀起更大规模的抗捐斗争，起因是县警规定，凡养骡马每头每季交大洋1.6元；养牛1头，每季交纳大洋1.4元；养驴1头，每季交纳大洋1元；并威胁“倘敢延误，严惩不贷”。此举引起农民极大愤怒，一致拒交。时逢天旱祈雨，县警多人持枪当场逼捐，并开枪打死3人，打伤20余人。农民被逼无奈，奋起反抗夺枪，扣留行凶警察。愤怒的群众抢夺当地保卫团的枪支弹药，包围区公所，并自造抬枪、大旗，展开武力反抗。但由于地方官勾结省府派出的军、警大肆弹压，各地抗暴斗争相继失败。

    二、镇压反清丈斗争

 

    民国初期，奉省继续实行清末的招民垦殖政策，并设立专门机构大放官荒、蒙荒、私荒各地，开征田税。但在清丈过程中，对贫苦农民“以少丈多”，连车道沟都不放过；而对富有者却“以多丈少”或隐瞒不丈。这种极为不公的事件屡屡发生，加之各地清丈大员任意敲诈勒索，引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民国4年（1915年），新民县爆发了反清丈斗争；当年4月，海城县四方台也爆发了由佃户王洪库等领导的反清丈斗争；民国5年，各地的反清丈斗争更加激烈和普遍，其中规模较大的地区有海龙、西安、东丰、盖平、岫岩、绥中、兴京（新宾）等地，海龙县反清丈的3000农民大半持械，将县署团团围住。西安县乡民聚集2000多人，齐赴县署提出4项要求：①剔除清丈小费；②取消电杆车；③减轻车牌捐额；④核减牲畜税捐。西丰、东丰两县农民还散发反清丈传单。绥中千余人夺取保卫团的枪械，围攻县城，拟驱逐县知事，实行自治。当年12月，黑山民众将清丈委员会所捣毁。此后，海城、庄河、盖平等地又相继发生反清丈斗争。各地连续发生的反清丈斗争风潮，使清丈官吏的恶行有所收敛。但对较大规模的反清丈斗争，官府均出动大批军警围捕镇压，使之终归于失败。

    三、镇压民主革命和爱国运动

 

    民国元（1912年）年1月23日，在南京中央临时政府已经宣布成立的情况下，时任奉天巡防营统领的张作霖亲自出面诱杀了奉天辛亥革命领袖人物张榕，大肆镇压革命党人，制造白色恐怖。同年2月，蓝天蔚率北伐军登陆与庄河起义军会合在花园口、水门子等地与清军激战。北伐军占领瓦房店、庄河，成立辽东军政府，群众高呼“中华民国万岁！”2月16日，铁岭革命党人起义，一度控制县城，但由于受到地方当局镇压，均遭失败。民国元年11月9日，奉省都督赵尔巽下台离奉前夕，又下令指使特务将革命党人洪东毅暗杀于奉天小西边门。

    民国3年（1914年），宁武等革命党人在大连、奉天、营口、本溪、铁岭、昌图、辽阳、西安等地成立“实业研究会”、“中华革命党”等组织，开展“二次革命”，组织“讨袁军总司令部”，但均被省公署派兵镇压。民国5年，桓仁知县王济辉发动起义，宣布成立“辽东护国军”，被省公署派军镇压。

    民国4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奉天，省立第一中学师生自发开展支持北京等地学生斗争，营口、盖平等地纷纷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但均遭到镇压。

    “五四”运动前，奉省工人掀起的反帝爱国的罢工运动也遭到当局的镇压。民国5年9月，营口染房业工人2000余人举行行业罢工4天，10月西丰染业工人举行声援性罢工。两次罢工都达到了增加工资的目的，但随即进行的镇压将为首者开除。民国7年（1918年），营口制篓业工人千余人罢工，被军警阻拦破坏。同年大连沙河口铁道工厂工人2062人大罢工，但未能达到增加工资的目的，即被镇压，首领被捕。

    民国8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沈阳，奉系军阀立即采取高压政策，对学生严加防范，并恫吓学生，如有意外举动，即令军警查拿。奉天省公署于5月6日向全省各校发出训令，严密防范各校学生召开“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强行取缔学生集会，限制学生请假，采取“学校方面有管理员之严密监视，官厅方面有警察宪兵之侦察巡逻”的措施。省城各大中学校接令后，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校外有警察严密监视，校内有教职员严加看管，并扣留学生信件，禁阅京沪报纸，学生几乎失去自由。尽管如此，各校学生都收到其他省市、尤其是京津学生的大量信件和宣传品，从中了解到全国各地学生、青年和市民都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消息。5月27日，奉天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冲破校、警封锁，与各校学生互相联络，发起成立奉天学生团。31日，各校学生代表又以郊游之名，潜往校外集会讨论，拟召开一次公共体育会，秘密联合行动。在省城学生的带动下，省内许多市县都掀起了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抚顺、朝阳、锦县、绥中、兴城、彰武、义县等地纷纷发生爱国斗争。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捣毁日人商店，焚烧日货，张贴反日标语，散发传单。群众的爱国斗争使奉省官方非常恐慌，连下“严防过激主义”训令，并派暗探查访，派军警镇压。

    民国14年（1925年）5月，“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共产党员吴晓天以学联代表的身份，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从上海到沈阳发动学生声援。他与中共北方区委派出的任国祯共同在学校间开展工作。南满医大、小河沿医专、一师、女师、文会高中等十几所大中学校代表秘密决定，于6月10日发动声援“五卅”的请愿示威活动。上午9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学生2000余人汇集于省公署门前，排着整齐的队伍，手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的旗帜，高呼爱国口号，请愿总代表宣读请愿书，提出通电支援上海工人、学生，组织募捐救济，要求与英、日经济绝交，请政府严重交涉等。请愿代表进入省公署交涉，省长避而不见，代表遭到扣留。学生们一边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宪兵对抗，一边说理斗争，经过8个多小时的斗争终于迫使省公署答应了学生的要求。省内营口、大连、抚顺、辽阳、海城、本溪、西丰等地也展开了声援和募捐活动。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辽宁的“五卅”声援运动持续了一个月后转入低潮。

    在农村，大土地所有者与无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广大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日愈加剧，农民由愤怒演变为公开的暴动。民国16年（1927年），奉省通化、辑安、临江爆发了大刀会起义。起义者提出推翻军阀张作霖，并袭击警察署、银行和政府机关，很快占领通化县城和几个城镇。不久，因省署派重兵镇压而归于失败。

    四、镇压中共地下组织活动

 

    20世纪20年代初，奉天、大连、抚顺、本溪、鞍山、营口、安东等地已有工人运动，从民国10年（1921年）起中国共产党即派人到奉省开辟工运工作。

    民国13年（1924年）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以李大钊为书记的中共北方区委，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当年建立了沟帮子党支部。民国14年（1925年）又成立奉天党支部、大连特别支部。民国16年营口、台安党支部建立。民国17年朝阳地区的中共内蒙特别支部建立，民国16年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建立，东北的革命斗争有新的发展。

    民国17年（1928年），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后，各地工人运动发展很快，如沟帮子和锦州爆发的争取“双花红”斗争，沈阳爆发的兵工厂工人争取保障劳动权益的斗争，英美烟草公司、制麻会社、纺纱厂等爆发的保障工人权益的斗争，组织“拒日临江设领外交后援会”的斗争等等，都遭到军警联手和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当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奉天大东边门外一党员家中召开，被奉省警厅侦知，即以查户口为名将与会者14人全部逮捕，押解到小东警察分局。省委委员几乎全部被捕。

    民国18年（1929年）8月22日，中共满洲省委拟在沈阳发动一次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亲自赶赴奉天纺纱厂北大门外，准备与纱厂内党组织联系，不幸被捕。后于9月中旬获释。